道义的养成壮大,公益文明的开花结果,必须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会的营养
在媒体报道中,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,那些质问医院为何没有存血的人们,基本上自己并没有参与献血。由此,许多人也产生了这样的疑惑:今天的社会大众中,是否缺乏扶危济困、帮助他人的意识?
应该指出,道德层面的反思是永远必要的,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道德,则很容易流于表面,无助于问题真正的解决。另一方面,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,以及其他各种危难时刻,踊跃捐款捐物、志愿服务,乃至献出自己鲜血的实例也在告诉我们,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民族,人们并不缺乏爱心。所以,可能更需追问的是,是什么让民众本就具有的爱心、对社会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注,无法汇集成一股温暖社会的有效力量?
对于“血荒”,或许我们更应当关注,是什么滞缓了人们走向采血车的步伐?或者说,如何做才能唤起人们走向采血车的热情?我们看到,在一些地方,与“血荒”同时发生的是某种“献血难”——就在南京遭遇“血荒”之时,出现了“献血不足300毫升遭拒”的事情,其原因仅仅是采血点没有配备合适的血袋。而记者在昆明采访时同样觉察到了献血难的问题:由于薪酬制度改革,采血员每采一袋血的相应奖励被取消,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,献血车被指“姗姗来迟,早早收工”,被分析者称为“血荒推手”。
除此之外,对于献血过程安全性缺乏信心,受血者使用血液时遭遇到的异常繁琐的手续,对于血液用途某种担忧等等,都降低着献血者走向采血车的热情。倘若爱心献助时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冷遇,倘若公民的慈善热情不时被条条框框所束缚,单打独斗的爱心慈善、文明道德,必然会形单影只,难以蔚然成风。
在一个正常社会中,献血这样一种基于人人相互扶持、相互救助理念的社会公益活动,从根本上说,靠的是民众的自发力量,以及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和公益文明。这种热情和文明的呵护、养成,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,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倡导参与,离不开各种规则制度的不断完善。比如,在强调“觉悟”、“奉献”、“公益”的同时,能否更加广泛地普及献血知识,帮助献血者打消“担心伤害身体”的心理顾虑?能否以更加公开透明的采集使用机制,帮助献血者打消“担心感染”的疑虑?能否设置更加灵活的献血时间地点,给献血者更多便捷?
毕竟,道义的产生可以源于内心的善念和自觉,但道义的养成壮大,公益文明的开花结果,则必须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会的营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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